摘要：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了《长日留痕》的主人公史蒂文斯，通过弗洛伊的的三重人格理论，论证了史蒂文斯的超我压抑了其本我。肯顿小姐与其本我的紧密关系使得，去见她的旅途构成了史蒂文斯的寻求尊严之旅。

　　关键词：本我，超我，尊严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讲述了在1956年7月，一位英国男管家史蒂文斯为寻找曾经的同事肯顿小姐，而开始的一段六日之旅的故事。英帝国的陨落怀旧、难以释怀的遗憾、武士道精神等主题已被评论家广泛阐述，而小说中史蒂文斯反复谈论的“尊严”却鲜有论及。史蒂文斯对尊严频繁而又冗长的议论看起来似乎不合时宜，但若想理解他的性格以及行为举止，对尊严的理解便至关重要。带上职业面具，否认所有感情，这即是他所谓尊严的主要含义。随着情节的发展，史蒂文斯逐渐暴露出他作为一个不可靠叙述者的真实面目，因此读者也有理由怀疑他对尊严的理解。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史蒂文斯的问题：超我对本我的抑制使其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因而导致他尊严的缺失。从达灵顿府到康沃尔的旅途便成了史蒂文斯的寻求尊严之旅。

　　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模型是精神分析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精神的三个方面，即本我、自我、超我共同作用，形成完整的人格，从他们之间的冲突斗争与相互作用之中便产生了各种复杂的人类行为。本我是“一片混沌， 是沸腾刺激的熔炉”，它只“遵循享乐原则，为本能获得满足的冲动” （10304）。因此，它只与人的本能相关，而无视社会习俗与道德约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超我，它产生于对社会价值的内化，对本我冲动和欲望的压制。而自我是“本我中由于接近外部世界而被修正了的那部分……，以达到接受刺激保护机能的目的”（105）。它遵循现实原则，试图保护本我，并充当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媒介。<<<<<<<<<<<推荐阅读：探析钱钟书《围城》中知识分子女性形象

　　史蒂文斯对出于本能的情绪、亲密举动以及感情的回避，是他否认本我的一种表现。他避免任何关于感情的谈话，如当法拉第先生逗趣说他有“女士朋友”时，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最尴尬的处境” （Ishiguro 14）。另外，在与父亲的交往中也完全没有亲人间应有的温情。跟唯一的亲人关系都如此疏远，可以想象让他摆脱那种令人窒息的理智是多么困难。他也根本不承认自己对肯顿小姐的爱。他解释自己踏上旅途去见肯顿小姐的目的是“为达灵顿府找一个满意的雇员”（10），但是反反复复地读她的来信这一举动却透露了内心的秘密。但是当肯顿小姐唯一的亲人，她的姑姑去世时，他却没能给她任何安慰。他与肯顿小姐唯一能谈论的是家务。当肯顿小姐说有人向她求婚时，他只是礼貌性地表示谢意后离开。最后当她宣布接受求婚时，他也只是简洁地表示祝贺，但又说自己必须回楼上了。充斥于整部小说的遗憾便深深地植根于他对内心感情的压抑。

　　史蒂文斯理想的尊严仅仅与职业化相关，而这正是他超我的表现。他认为，“ ‘尊严’与一个管家保持他的职业素质息息相关” （Ishiguro 42）。 “保持职业素质”所付出的代价便是背叛内心的情感。这种职业化的观念只强调了外部的看法，一旦与人的自我有了冲突，后者只能做出让步。

　　史蒂文斯还举了几个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他认为这些例子是完美的职业化表现，但读者看到的却往往是可悲。他认为一个有尊严的管家是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他父亲必须忍受讨厌的宾客，却不能表现出反感。父亲对主人忠诚，代价却是自己的痛苦。而他也对达灵顿表现出了同样的忠诚，在父亲与世长辞之时，却说自己工作很忙，而没有去看一眼。这让他的沉默寡言成为了一种变态的自虐。只有通过雷金纳德和达灵顿的话我们才意识到史蒂文斯很沮丧，但他的叙述却完全不露声色。即使是回顾往事时他也不承认自己的沮丧，这说明了他对自己感情的否认是多么根深蒂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史蒂文斯认为自己最不专业的时候正是他最具人性化的时刻。

　　史蒂文斯超我对本我的极度压抑使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处于一种奴隶状态。桃乐茜·塞西莉亚认为“石黑一雄用具有代表性的仆人形象来表明……自由公民，尤其是底层阶级，都可能成为没有思想的奴隶”（7）。史蒂文斯极不平衡的自我使得他关于尊严的见解很不可靠。小说中除了他自己对尊严的理解，另一种看法是他住在泰勒家时，一位叫哈利·史密斯的人提出的“作为奴隶是没有尊严可谈的” （Ishiguro 186），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史蒂文斯所谓尊严的本质问题。从达灵顿府出发二十分钟的车程，周围的景物对他来说已经很陌生，这表明他很少离那里，因而形成了肉体上的奴役。另外，达灵顿对他思想的主宰更使他成为了精神上的奴隶。例如，他没有任何异议地服从达灵顿，仅仅因为女佣是犹太人就解雇了她们。他完全认同达灵顿和斯宾塞先生所说的“民主是属于过去那个时代的东西”（198），像史蒂文斯自己一样无知的普通人不应该参与到重要事物的决策中。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就是他对自己低人一等的认同，因而使得他对尊严的主张单薄而站不住脚。

　　肯顿小姐在一定意义上与史蒂文斯的本我相关，他为见她而开始的六日之旅可以说代表了想要调和本我与超我矛盾的意图。他的出场总是与黑暗相连，可以解释为是他无意识受到遮蔽的一种象征。他“决定通过站在阴影里最小化自己的存在” （Ishiguro 72）。即使是在室外，他也“把自己藏在巨大的杜鹃花丛后面”（89），就连他的居室也像一个囚室。而另一方面，肯顿小姐却让史蒂文斯感觉像“一道橙色的光束，打破了走廊的阴暗”（50）。她用鲜花让他原本黑暗阴冷的小屋变亮了。与史蒂文斯本我的关系使她扮演着将他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角色。她撞到史蒂文斯在读一本感伤的爱情小说，这也是他极其罕见地直面自己感情的时刻。史蒂文斯父亲去世时肯顿小姐守在他身边，履行着史蒂文斯本我的责任。他对肯顿小姐深藏的爱在其无意识的角落里深眠。然而，由于他无比顽固的超我，她最终在失望中离开了。史蒂文斯寻找她的旅途在“离开达灵顿府之后的每个清晨都充满了明亮的阳光”（206）。旅程在希望中开始，但是肯顿小姐拒绝跟他回来却表明他试图与本我和解的努力失败了。

　　在小说的结尾，海边的陌生人给了他一块手绢，我们这才知道他在哭泣。对压抑感情的释放暗示他一部分内心感情已被唤起。社会赋予他的角色——戴着面具的完美管家——倒下了，而他真实的自我——一个忧伤、觉悟了的人——出现在了读者面前。但是，没有肯顿小姐，一个人回到达灵顿府来继续取悦他的主人却几乎让我们看不到什么变化，绕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点，他的寻找尊严之旅只是从奴役中的暂时解脱。因此，他的旅途究竟收获了多少很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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